於是,在那麼肅殺的時刻裡,我聽見俄羅斯演員吃豆腐似的調侃車臣女性恐怖份子:「像妳這樣又聰明又漂亮的女演員,為什麼會淪落到這個地步?」一旦最堅決反戰的女性也綁上炸彈腰帶,加入恐怖集團,就意味著事情再也無有轉圜之餘地了吧?甚至可能比男性更為極端更為激進,譬如《雙城記》裡的德法奇太太,又或者在紀錄片中失去親人的母親:「如果我沒有兒子,我也想綁上炸彈衝進一個車臣家庭...」於是車臣黑寡婦告訴他:「如果你生在我的國家,你也會這樣做。」
我寧可相信,劇團搬演這樣的劇目,並不是為了要衝破什麼藝術框架或達到什麼樣驚世駭俗的藝術成就,而只是在於一名劇場人在事件之後所受到的衝擊,轉而思考自己所扮演的「世界公民」之身分,究竟價值與意義何在。每天每天,我們在報上讀到來自世界各國的訊息,囿於台灣媒體生態,我們所能讀到的大部分是輕鬆的、可口的,譬如紐約華爾街美金三千元的松坂牛肉漢堡、德國動物園裡可愛的努特北極熊......諸如此類的。我們知道蘇丹問題、中東危機、西藏事件,但它們終究只是一層輕飄飄的薄霧,我們並不真的知道些什麼。就如同二○○二年十月的我,或許知道車臣問題,知道曾經有個什麼跟瓦斯有關的恐怖事件,但真實如何,那些恐懼如何像日落後夜幕低垂的陰影驀地襲上那些和我們一樣會思考的異國人民,除了報頭上幾個鉛字,我們並不了解得更多,重要的是,感受得更多。
觀眾席裡的竊笑聲,反映了台灣人對於自身處境「好傻好天真」的幸福感。我們以為那很遙遠,但是,真的嗎?如果內部族群的分裂、彼岸對於分離主義的仇視...等等激情與日俱增之時,我們還會認為恐怖份子總是戴著西賈布、皮膚黝黑、操著異國腔調嗎?如果,有一天,舉起長槍的是和我們同文同種甚至曾經呼吸於同一塊土地上面目相似宛如兄弟的──於是,雖然明白演員們不至於假戲真做,但思慮至此,我的恐懼也不免是戲假情真了。
